《新安师魂》：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
时间:2014-10-07 16:46:19 来源:河北省传统文化教育学会 作者:刘良业《新安师魂》：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
——兼析汪达之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发展
——兼析汪达之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发展
刘良业
摘要：孙肖平先生新作《新安师魂——汪达之和他的弟子们》，再现了汪达之的生平事迹和那个年代许多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真实展现了汪达之教育思想和他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陶行知教育思想发展的新阶段。
主题词：汪达之 教育思想 陶行知 生活教育理论 新发展
2014年1月，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出版了新安旅行团成员、83岁老作家孙肖平先生新作《新安师魂——汪达之和他的弟子们》。该书以作者这个新安旅行团团员亲身经历，或者以汪达之其他弟子们的亲身经历，用大量的无可辩驳的史实，再现了人民教育家汪达之对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事业以及对新中国教育事业的探索和发展所做的杰出贡献，再现了他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新发展；同时也真实再现了与新安小学和新安旅行团相关的人、事以及中国现当代史上一些重大事件，文笔简练，叙事生动，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
一、多角度、较全面、生动地再现了人民教育家汪达之坎坷而又光辉的一生，真实再现了他的教育思想，为研究汪达之生平和汪达之教育思想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史料。
作为人民教育家，长期以来，汪达之的研究材料和研究成果，与其他教育家相比，还有不少差距。《新安师魂》这本书的一个主要价值，就是在于抢救性地挖崛了汪达之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建设时期许多不为人知的重要史料。这些史料，对研究汪达之生平和他的教育思想，可谓弥足珍贵。
（一）真实再现了汪达之的一生。
作者写汪达之，是颇具匠心的。表现在：
多角度：在《新安师魂》中，作者追忆自己的恩师汪达之，不仅是从自己这个角度，而且也从他人的眼光、多角度地切入。我们读完这部著作，就不难发现，在文中，既有作者写实回忆散文和通信追忆文章，有新安旅行团其他成员回忆录，也有研究者文章，还附有部分汪达之自己书信和作品。这些人中许多人都与汪达之有直接接触，他们回忆的几乎都是自己亲身经历，史料真实，可信度非常高。
全面完整：《新安师魂》虽然是以一组回忆性文章为主的著作，但作者组材有方，整部书错落有序。从不同角度再现汪达之出生到上学、到晓庄师范见陶行知，到新安小学任职、到组织新安旅行团，到解放区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出任盐阜区行署文教处干部、华中建设大学师范学院附属师范学校校长、华中干部子弟学校校长，直到建国后出任南京晓庄师范学校校长，再调到教育部任师范教育司专员、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普通话语言研究班副主任，到广东民族学院任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再到文化大革命受迫害，最后到1980年3月在北京病逝。在文中，作者用大量的文笔、从不同角度叙写了汪达之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再现了他平凡而又光辉的一生；同时，作者也不避讳，对汪达之的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则实事求是地指出来，体现了作者唯物主义精神和“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 ”历史学家的胆识和实录精神。
生动：在《新安师魂》中，作者用简洁朴实的语言，饱含深情的文字，从远远说起，从发生在身边小事娓娓道来。有时叙述，有时议论，有时抒情，有时将这三者结合在一起，使文章写得非常生动。特别是作者有意引用了汪达之和新安旅行团的通信以及汪达之和自己恩师陶行知之间的通信，有些信件还是第一次公开，一方面增加了文章的生动性，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这部书的史料价值。
（二）再现了汪达之教育思想以及他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新发展。
这部书另外一个重要的价值，就是较为完整真实再现了人民教育家汪达之的教育思想和他在长期教育实践中，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新发展，这可以说是这部书的精华所在。
作为人民的教育家，汪达之亲身经历并亲自参与实践了新中国教育由无到有、到弱小到发展壮大的艰辛历程，在借鉴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探索出发展新中国教育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把陶行知教育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陶行知教育思想中，生活教育理论是其核心。“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的三大原理。在《新安师魂》中，作者所展示的，就是陶行知这些教育思想和教育原理在教育中的实践以及汪达之对这些教育思想和教育原理的践行和发展。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新安师魂》这部书，核心内容就是再现汪达之教育思想和汪达之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或者说，就是人民教育家汪达之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新发展以及形成自己独特教育思想的生动写照。具体说：
第一，自力更生办教育。从汪达之一生从事教育实践来看，自力更生办教育，一直是他的主张，也可以说是他教育思想的核心部分。从1930年年仅27岁的汪达之受恩师陶行知委派，出任刚建立不久的新安小学校长时起，到1961年11月到广东民族学院任职，一直到1966年文革期间受到迫害、被迫离开教育岗位、长达36年教育生涯中，汪达之始终把坚持自力更生办学放在第一位。
在新安小学，在陶行知和晓庄师范的大力支持下，他解决了办学经费、办学地址，自己制定了新安小学近期和远景教育规划、教学计划、教学内容，自己培训教师，自己为学生未来寻找出路。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创造性地利用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史无前例地创造了由七个小孩子组成的新安旅行团（大的才17岁，小的才12岁），在既无父母、老师的带领，又无经费保障的情况下，独自远行，进行民族救亡活动，最后行程数万公里，发展到600余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族主义在全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新中国的成立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1961年11月，汪达之自愿放弃在教育部任职的优越条件，毅然决然到条件艰苦的海南岛上的广东民族学院任职。当时广东民族学院也只有“几间简陋的校舍，少数员工，”“这时教职员工每月半斤油、半斤肉、半斤鱼，饭也不敢敞开肚子吃。”（见《新安师魂》，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出版2014年1月版，P61。后文引用，除特殊说明外，其余均出自本书，只标页码，不再标书名和出版社名）汪达之就任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后（院长由省民委主任罗明兼任），发扬自力更生办学精神，在生活上，动员学院老师、学生上山挑粮，解决师生吃粮问题；又与屠宰场协商，解决师生吃肉问题；使学院师生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教学上，在汪达之努力下，为少数民族开办了普通话培训班、民族干部培训班，组织学院学生到农村农场实地考察，把学院教学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成效显著，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表彰和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
第二，主张和提倡学生全面发展。
汪达之教育思想的一个非常可贵之处，就是他以一个人民教育家的卓越胆识，在那个艰苦的年代，依然主张、提倡和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他任新安小学校长后，不仅重视学生智力和知识的培养，也重视学生的身心健康，也重视对学生进行唱歌、绘画、表演、音乐、电影、曲艺等综合素质的培养。不仅如此，他还重视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譬如爱国主义教育，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教育，科学教育，尊敬父母、孝敬老人教育，艰苦朴素、珍惜劳动成果教育，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教育，等等。尤其是爱国主义教育，汪达之格外重视。事实上，他精心组织的新安旅行团，就是最好的例证。吴瀚先生在《难忘汪达之同志》一文中曾经回忆道：汪达之同志在新旅的思想教育中，最基本的一个是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并在爱国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提高学生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觉悟，引导学生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从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到实现社会主义伟大理想的道路。（见P367）确实，在汪达之亲自制定的教学计划中，他都把这些列入教学内容，作为学生必修或修选的内容，作为考核学生学业成绩的一个重要标准。
第三，主张勤工俭学，重视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培养，尤其是重视学生综合职业技术教育。
这可以从他从事的教育实践中得到证明。在新安小学，为了解决学校经费问题，他就以培养学生社会实践能力为中心，带领全校全体师生勤工俭学。为此，他详细制定了学生进行社会实践的计划。表现在他亲自撰写的《新安学校的办学和主张》、《新安学校十年计划》、《新安小学四年来在实际生活的体验上所找到的理论》等文章上。后来，他创建了新安旅行团，他以新安旅行团的名义发表的《新安儿童旅行团宣言》、《新安儿童旅行团告小朋友书》等文中，再次重申和强调了这个重要观点。为了解决旅行团经费问题，他号召旅行团到外面去讲演，去做工，通过勤工俭学解决自己的旅费问题。1951年，南京晓庄师范学校复校后，当时“校舍紧缺，经费困难。”（见P362）在这种情况下，他“带领师生勤俭办学，劳动建校。”“盖起了几座茅草棚，作为学生饭厅；又自己打井，解决饮水问题；自己种菜、养猪，改善伙食；还自己铺路栽树，美化校园。” 在他努力下，使晓庄校园内“呈现出一派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景象。” （见P362）1961年，他在广东民族学院继续带领全院师生勤工俭学，上山挑粮，帮助屠宰厂改善经营，扩大生产，使学院顺利渡过了难关。
正是在他的大力倡导和亲自领导下，他领导的新安小学和创建的新安旅行团以及后来的广东民族学院，都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得到了社会的一致认可，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既有理论知识又有丰富社会实践的人才。
由于深受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教学做合一”影响，同时结合自己教育实践，汪达之创立了自己的综合职业技术教育思想。特别是他任职教育部以后，这种思想更趋成熟。在他看来，综合技术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必须实行的一部分，我们国家的青年，都要投到一个生产部门里去，做生产建设的主人。就需要有丰富的综合技术教育，这是历史任务，任何人也不能阻挡的。这是“事关党与国家教育事业带根本性质的问题。”（见《汪达之教育文集》P511，中国文联出版2003年4月版）所以，他勇敢地“就我国综合技术教育问题”向教育部党组“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建议。”（见P36）遗憾的是，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汪达之这些正确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第四，重视和大力开发、发展儿童教育事业。
汪达之教育事业起源于儿童教育。在他长期担任新安小学校长、长期从事儿童教育事业中，汪达之充分认识到儿童教育事业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系列儿童教育主张。
要高度重视儿童教育。因为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长大了做国家的主人。”（见P19）要重视儿童身心健康，培养他们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每天早晚运动各一次，每天刷牙漱口洗脸及衣被整洁各二次，每天喝白开水最少三次，每天大便一次。”（见P25）要重视培养儿童独自生存能力,并将此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学校教学日程安排之中。在新安小学，在汪达之亲自带领和指导下，每个儿童，人人动手，人人都参加各种劳动和实验。“为让学生掌握求生的技能，达之先生还请附近的老农做先生，教学生砌墙、修桥、筑路、种地。”“达之先生和工厂的工人关系也很融洽，他请工人来校讲解有关《电器维修知识》。”（见P26）后来据汪达之两个孩子王如一、王心一回忆说：“他特别注意培养我们的劳动观念和干活能力，他不仅给我们讲新安小学的小学生自己动手盖房子，向泥瓦匠师傅学习建造月亮门的故事，还给我们买来锤子、钳子、锯子等工具，带我们一起制作工具。” （见P371）汪达之还重视培养儿童的科学知识和艺术才能。在革命战争那种艰苦环境下，他千方百计，为孩子们寻找机会，创造条件，让他们学习科学和艺术有关方面知识。例如他写信给陶行知，帮助请一位声乐先生，“把他们的声音正一正，再请一位戏剧先生教一教演戏，介绍一个剧本。” “光靠唱歌是不够的，必须会戏剧表演、会画画、会写书等……”（见P46）
第五，坚持教育综合改革。
汪达之对教育的又一大贡献，就是坚持教育综合改革。他敢于突破教育的旧藩篱，直面现实，并根据现实需要，进行大胆改革，大力提倡“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取得了明显成效，受到了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
创建学生自行管理制度。在学校和学生管理上，汪达之可谓匠心独运，别具心裁。他创造性地挖掘出学生自身存在的潜力，充分发挥学生干部作用，发扬办学民主，创造出一套完整的学生管理自己和学校的科学民主管理制度。这套制度的核心，简单地说，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再加以集中。他用这套方法，在新安小学初创时期，战胜了许多艰难险阻，使新安小学得以保存和发展；后来他又把这套方法用于新安旅行团管理，同样也使新安旅行团在艰苦卓绝环境中得以生存，并迅猛发展和壮大，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重视学校教育的同时，也重视社会教育，实行“教学做”合一，把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完美结合起来。在教育实践中，汪达之非常重视让学生在社会中接受教育。因此，在他办的学校里，社会教育就成了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在新安旅行团，在长达17年旅行修学过程中，既无教室，又无教师、教材，而且还长期遭受到敌特份子的破坏。然而，就是在这种艰难条件下，新安旅行团小团员们，不仅没有被困难吓到，反而更加激起他们爱国读书激情，在汪达之亲自指导下，他们以社会为大课堂，努力学习，勤奋钻研，“向书本学习，向同伴学习，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见P378），不仅学到了书本知识，而且还学到了在课堂里学不到的许多东西，增强了他们才干，使他们迅速成长成为社会有用人才。
改进教育方法。教学上，汪达之主张“温故而知新”，同时注意发挥学生学习主观能动性。无论他在新安小学还是后来的干部子弟学校、晓庄师范和广东民族学院，都反复强调：教学时，一定要给学生留下学习消化和充分思考时间，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从而取得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他）提倡改进教学方法，课内必须留出一定时间让学生预习复习，教学过程中鼓励学生提问、讨论，着重让学生自己理解消化。这种做法受到学生欢迎。” （见P362）他在广东民族学院任上，他改革政治教学培训内容，将政治教学内容分成两部分：“一是伟大祖国和党的民族政策，二是社会主义建设。在第二部分中设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若干专题。希望通过这些课题，提高学员的思想政策水平，改进思想和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能力，树立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见P64）
第六，坚持教育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
坚持教育为人民大众服务，坚持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这是汪达之教育思想的一大闪光点。在就任新安小学校长之初，他就把这条牢牢地作为他办学方向。他在《新安学校的办学和主张》中说：“本校本着在农业上安根，在工业上出头之原则。以训练学生之生产技能。而促进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之发展。”（见《汪达之教育文集》P3，中国文联出版2003年4月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他也确实这样做了。他不仅帮助当地农民识字，帮助农民提高农业科学技术知识，还“帮助当地群众办起蒲业生产合作社，进行生产自救，并有效地发展了地方经济。”（见P482）
1951年，在晓庄学校复校之始，他就制定了几项具体措施：“……二是‘试办农民业余教育’，把科学逐步转变为经常性的农民业余学校；三是‘经营小规模农场园艺’，使学生有学农基地，并在农业科学技术方面帮助附近农民发家。” （见P362）为此，他规定了要具体做好如下几件事：“（1）自种五六亩果园，并培育果苗供给附近农民。（2）精选优良稻麦品种介绍给农民。（3）试用新式改良农具，并在附近农村推广。（4）选优良猪种加以繁殖，介绍给农民。（5）培养花卉园艺，布置学校环境。经营方针是结合学校教学，为附近农民服务。”（见P362）
在广东民族学院任职期间，他开办了一系列培训班，为少数民族服务。甚至“文革”中，他在“五七”干校，身陷困境，“他不忘百姓疾苦，发现‘凉水疗法’对人体帮助很大，自费印了数百份送深山群众。”（见P362）乃至当地公安部门误认为他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加以审问。
汪达之上述教育思想，究其来源，一方面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造成就的，另一方面，这也与他早年在晓庄师范学习时，亲眼目睹陶行知办学、耳濡目染受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影响、并且自己亲自参与其中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可以说，他的那些教育思想，在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中，都可以找到其源头——既继承了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也在新的环境中、新的教育实践中有了新的发展，是汪达之对陶行知教育思想发展的一个新的贡献。
二、《新安师魂》另外一个重要价值，就是生动再现了陶行知教育实践经历和生活教育理论，再现了陶行知艰辛成长历程和生活、工作经历，为研究陶行知生平和陶行知教育思想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史料。
（一）《新安师魂》再现了陶行知创办新安小学以及指导新安旅行团修学、旅行发展壮大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再现了陶行知这个伟大人民教育家的真实面貌和崇高品德。
1929年春，陶行知“应江北淮安县新安会馆主持人邀请，决定在淮安河下镇莲花街，用新安会馆的房屋和地租作校产，创办了一所新型的学校——新安小学。陶行知先生亲自兼任校长。”（见P481）并委派吴廷荣、蓝九盛、李友梅前去工作，后来又委派汪达之接任校长。自己则默默地利用自己的的影响和实际行动继续支持、帮助学校。在新安小学遭遇奸商吴俊卿暗算、陷入打不完的“庙产”官司的时候，陶行知则利用自己与首都卫戍司令谷正伦关系，打通“关节”。挫败了吴俊卿的阴谋，保住了新安小学。（见P12页）在新安小学办学经费十分艰难、几乎断炊的情况下，他省吃节用，一边“每月寄数十元来接济”（见P25），一边写信勉励他们。当他得知汪达之等人典衣办校时，他写信称赞道：“这种事是你们在长江北岸为乡村教育史写成悲壮的一页。我们是何等的安慰而又是何等的敬佩你们啊！”并挥笔写下了千古名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见P24）新安旅行团到达上海后，陶行知又为他们行动制定了详尽计划，同时又四处活动，为他们生活、学习和工作提供最大便利：“七个小光棍（指新安旅行团最初的七名小团员）在上海活动了五十多天，可以说，在这五十多天中，陶太师寸步不离地跟在七个小英雄的身边”（见P40）工作中，陶行知则注意指导他们自己独立开展工作：“人生有两宝，双手和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并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见P44）正是在他的帮助下，新安旅行团的小英雄们逐渐打开了局面。对此，陶行知十分高兴，写诗赞道：“一群小光棍，点点有七根。小的十二岁，大的没结婚。没有父母在，先生也不在。谁说年纪小？划分新时代！”（见P50）鼓励喜悦之情洋溢于言表。为了做好抗日宣传，同时也为了解决旅行、修学的经费难题，新安旅行团想买一台放映机，但苦于没钱。他们找到了陶行知，“可他手中无钱，于是他把为年迈老母亲买人寿保险金的500元大洋拿出，送给新安旅行团。”（见P71）用此款项，汪达之“在上海购买了一部‘德发牌’无声电影放映机、一部小型发电机、一部幻灯机。”（见P71）从而解决了新安旅行团的生活和工作难题，为新安旅行团的快速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后来，新安旅行团走到哪里，陶行知的关心就到哪里。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陶行知的大力无私帮助和支持，就没有新安旅行团后来的辉煌。
（二）再现了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和它的来源。
陶行知是新安小学创办者和领导人，汪达之是陶行知直接任命的新安小学校长，一直接受着陶行知的指导和帮助，汪达之与陶行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新安师魂》中，在写汪达之同时，必然会涉及到陶行知；在再现汪达之教育思想的同时，也必然会再现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一方面，汪达之是陶行知的优秀学生和战友；另一方面，汪达之也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特别是生活教育理论的忠实实践者和弘扬者——可以说，汪达之一生都在践行着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陶行知提倡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等生活教育理论，在汪达之所在的学校和所领导的教育团体都得到了很好地体现和印证。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新旅之父’汪达之就是中国民主先驱陶行知的忠实信徒。汪先生的学生以及追随者，就是按陶行知先生的教导为人办事的。”（见P8）屠岸先生在《中国教育事业的一面旗帜——孙肖平〈新安师魂〉》一文中，也指出：“汪达之是陶行知思想最忠诚、最尽力的继承人。他用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培育了一大批成为国家栋梁的杰出人才。”（见P2）实际上，汪达之一生的教育实践，就是把陶行知教育思想贯穿于教育实践中，并不断通过教育实践来检验、发展陶行知教育思想。他的教育理论，如自力更生办教育、重视社会实践、重视儿童教育等等，无不与陶行知教育思想有关。完全可以这样说，汪达之的教育思想与陶行知教育思想一脉相承，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再现了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来源。在《写在前面的话》一文中，作者简单地介绍了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源头。认为：“陶行知的教育核心就是‘生活教育’，具体说就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那么，陶行知的源头在哪里？在世界伟人杜威脑里。”（见P6）的确，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在杜威那里可以找到其源头：“生活即学校”、“学校即教育”，教育即生活。但是陶行知与杜威不同的是，或者说陶行知高明之处在于，他将杜威的教育理论彻底颠覆了过来，变成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从而开创了旧中国教育的革命。它的意义，正如杜威自己所说：“陶行知是我的学生，但比我伟大。”（见P8）在《追随陶太师的脚步》第五、第六部分，作者也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陶行知早年追随杜威，后来在杜威教育思想基础上，创立了“生活教育理论”的过程。
（三）再现了陶行知成长过程和他的生活、工作诸方面。
《新安师魂》从另一个角度再现了伟大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成长经历：陶行知儿童时代、求学经历、工作经历等。主要体现在《陶行知先生的故事》、《追随陶太师的脚步》这两篇文章中。
在《陶行知先生的故事》一文中，作者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陶行知少年时期生活和求学的艰辛，叙说了他少年时期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和他思想转变的过程。对研究陶行知后来为什么赴美学习以及后来为什么要在中国乡村推行生活教育理论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在《追随陶太师的脚步》中，作者介绍了陶行知出生、家庭、在家乡和金陵求学以及后来到美国求学、受杜威影响、创造生活教育理论的情况，还介绍了陶行知回国后婉言谢绝出任国民党青年团总干事、创办山海工学团、晓庄师范、新安小学等团体、学校，自己节衣省食，却把100万元大洋稿费捐献给乡村教育、支持乡村教育发展的动人事迹。抗战期间，他作为民间国民大使，只身远赴重洋，抵达十几个国家，长达二年之久，“昼夜不息发表演讲呼唤抗日，募捐救国，一笔笔美元、英镑分文不差地汇交国库，而他回国后和生活极度艰难的育才师生一起喝稀粥。”（见P460）
《新安师魂》给我们再现的这些陶行知支持抗战事业和在艰苦条件下发展乡村教育事业的鲜为人知事迹，知之人很少，难怪陶行知的孙女陶铮女士感叹地对孙肖平先生说：“我读了《新安师魂》这本书，才知道了我爷爷为抗战和‘新旅’做这么多的事情。”
三、再现了中国现当代一些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和军事家、政治家的人生经历，再现了上个世纪中国社会艰辛曲折的发展历程，为研究中国现当代艺术史、文学史、科学史、军事史、政治史，乃至研究中国现代史和当代史，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史料。
（一）再现了中国现当代一些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等重要人物的人生经历，为研究他们生平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
作为人民教育家，汪达之培养了一大批成功人士。在《新安师魂》中，作者一方面再现了汪达之的生平事迹，另一方面也再现了在汪达之培养下，一大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成为新中国各条战线上的领军人物。
代表性的人物如著名光学家王山，在汪达之亲自教导下和他哥哥王德威（也是新安旅行团团员，后来成为著名的美术家）的影响下，王山努力学习，刻苦钻研，终于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光学专家，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和国防军事工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见P124）
又如艺术大师肖峰，凭着他在新安旅行团所学到的知识和自己顽强的努力拼搏，终于成为一代艺术大师。他做有名的作品是他和他画家妻子宋韧共同创作的《两个小八路》。该幅作品描绘了在反扫荡时期，两个十来岁的男孩和女孩，他们和自己父母一样穿上军装，抗击日本侵略者。他们在芦苇中发现一窝小鸟，看着他们张口要吃的样子，商量今后如何喂养它们。这幅作品强烈表现了中国儿童的英勇无畏和他们对生活的热爱，也表现了他们对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充满了信心。作品出来后，就立即征服了亿万观众，甚至在日本展出时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引起了轰动。成为旷世经典之作。（见P172～173）
再如著名舞蹈家张均，她执着艺术，精益求精，先后七次赴印度学印度舞。在她的努力下，她将印度已经失传的《拍舞球》重新搬上舞台，带回中国。她还精通缅甸舞、印度尼西亚舞、泰国舞、柬埔寨舞、日本舞等。1960年1月，她随周恩来总理访缅，她与赵世忠表演的《缅甸古典双人舞》，获得了巨大成功，传遍了全世界。事后周恩来总理感叹地说：“你们这些娃娃起到了我们外交家起不到的作用！” （见P310～311）
此外，《新安师魂》再现的新旅团员、后来成为名人、名家的有：著名儿童文学家左林、作家范政、“文武将军”聂大鹏、歌剧家张拓、舞蹈家舒巧、“新中国民族舞剧开拓者之一”李仲林、敢于挑战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科学家华棣、核潜艇专家钱凌、“八进大别上”著名爱心人士李洪生、十岁就参加新四军的歌唱家陈伟、评论家杜高、新中国电影奠基人之一杨永鑫等。
难能可贵的是，在《新安师魂》中，一方面，作者再现了汪达之对这些新安旅行团新老团员们的关爱和指导；另一方面也再现了他们在汪达之教导下，顽强拼搏，终于取得巨大成就的事实。同时，也再现了这些艺术家、作家、科学家的曲折人生经历，特别是他们之中许多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遭遇的种种不幸，读起来令人唏嘘不已。此外，《新安师魂》还再现了当时一些社会名流的事迹。如书中涉及到的有剧作家田汉，作家、诗人、历史学家郭沫若，教育家陈鹤琴、刘仁航，文学家肖军，文艺评论家王朝文，美术家徐悲鸿、黄警顽等等，为我们研究他们生平和成就、乃至研究当代中国艺术史、文学史、科学史、舞蹈史、教育史等，都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是《新安师魂》这本书又一个突出贡献。
（二）再现了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心“新旅”的动人事迹。
《新安师魂》多次提到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陈毅、宋庆龄、陈云、张爱萍等共和国开国元勋们，关心、关爱新安旅行团的故事。为研究共和国开国元勋的生平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譬如《新安师魂》就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抗战期间，作为国民政府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就十分关心“新旅”的成长的故事。他多次亲自帮助新安旅行团，甚至亲自过问、指导新安旅行团的工作。他在百忙中先后于1937年7月、11月，1938年6月、7月和1939年5月多次接见和看望新安旅行团，高度评价新安旅行团的革命事迹，认为：“新旅是一个青少年儿童的革命团体……做了别的许多救亡团体不能做的事。”鼓励他们做好抗日宣传工作。1941年，在面临国民党迫使“新旅”改编的关键时刻，周恩来毅然决定：让“新旅”转移到苏北抗日根据地，从而使“新旅”转危为安。（见P96）
刘少奇也十分关注“新旅”。那时刘少奇担任新四军政委，得到“新旅”到达根据地消息后，他亲自接见汪达之等人，并亲切称赞汪达之是“党外布尔什维克。”陈毅军长则为新旅创办的《儿童生活》题词：“抗战事业应该让儿童参加，新四军愿做儿童们的良友。”张爱萍（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也为《儿童生活》撰写连载故事。（见P98～99）
（三）再现了中国现代、当代一些重大事件。
《新安师魂》主要写的虽然是汪达之，但作为中国现当代史上一个有影响人物，自然关联到中国现当代史上一些重要人物（前文已述）和一些重大事件。汪达之出生于1903年，病逝于1980年。他一生经历了满清晚期、北洋军阀时期、民国政府时期和新中国时期。也就是说，他经历了清帝退位、袁世凯称帝，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民国成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十年文革和拨乱反正等重大事件。尤其是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起，到1980年的拨乱反正，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他几乎都参与了。因此，《新安师魂》这部书，在再现汪达之的生平事迹和他的同事、弟子的事迹时，也真切再现了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这些重大事情。为我们了解、掌握和研究这段历史，无疑具有很好的帮助作用。
总之，《新安师魂》这部著作，以简约的笔触，生动真实地记载了汪达之的生平事迹和那个年代许多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真实展现了汪达之教育思想和他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陶行知教育思想发展的新阶段。
（注：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著名作家孙肖平先生和陶行知先生孙女陶铮女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注：本部分内容已在2014年第8期《生活教育》发表。
主题词：汪达之 教育思想 陶行知 生活教育理论 新发展
2014年1月，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出版了新安旅行团成员、83岁老作家孙肖平先生新作《新安师魂——汪达之和他的弟子们》。该书以作者这个新安旅行团团员亲身经历，或者以汪达之其他弟子们的亲身经历，用大量的无可辩驳的史实，再现了人民教育家汪达之对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事业以及对新中国教育事业的探索和发展所做的杰出贡献，再现了他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新发展；同时也真实再现了与新安小学和新安旅行团相关的人、事以及中国现当代史上一些重大事件，文笔简练，叙事生动，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
一、多角度、较全面、生动地再现了人民教育家汪达之坎坷而又光辉的一生，真实再现了他的教育思想，为研究汪达之生平和汪达之教育思想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史料。
作为人民教育家，长期以来，汪达之的研究材料和研究成果，与其他教育家相比，还有不少差距。《新安师魂》这本书的一个主要价值，就是在于抢救性地挖崛了汪达之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建设时期许多不为人知的重要史料。这些史料，对研究汪达之生平和他的教育思想，可谓弥足珍贵。
（一）真实再现了汪达之的一生。
作者写汪达之，是颇具匠心的。表现在：
多角度：在《新安师魂》中，作者追忆自己的恩师汪达之，不仅是从自己这个角度，而且也从他人的眼光、多角度地切入。我们读完这部著作，就不难发现，在文中，既有作者写实回忆散文和通信追忆文章，有新安旅行团其他成员回忆录，也有研究者文章，还附有部分汪达之自己书信和作品。这些人中许多人都与汪达之有直接接触，他们回忆的几乎都是自己亲身经历，史料真实，可信度非常高。
全面完整：《新安师魂》虽然是以一组回忆性文章为主的著作，但作者组材有方，整部书错落有序。从不同角度再现汪达之出生到上学、到晓庄师范见陶行知，到新安小学任职、到组织新安旅行团，到解放区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出任盐阜区行署文教处干部、华中建设大学师范学院附属师范学校校长、华中干部子弟学校校长，直到建国后出任南京晓庄师范学校校长，再调到教育部任师范教育司专员、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普通话语言研究班副主任，到广东民族学院任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再到文化大革命受迫害，最后到1980年3月在北京病逝。在文中，作者用大量的文笔、从不同角度叙写了汪达之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再现了他平凡而又光辉的一生；同时，作者也不避讳，对汪达之的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则实事求是地指出来，体现了作者唯物主义精神和“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 ”历史学家的胆识和实录精神。
生动：在《新安师魂》中，作者用简洁朴实的语言，饱含深情的文字，从远远说起，从发生在身边小事娓娓道来。有时叙述，有时议论，有时抒情，有时将这三者结合在一起，使文章写得非常生动。特别是作者有意引用了汪达之和新安旅行团的通信以及汪达之和自己恩师陶行知之间的通信，有些信件还是第一次公开，一方面增加了文章的生动性，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这部书的史料价值。
（二）再现了汪达之教育思想以及他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新发展。
这部书另外一个重要的价值，就是较为完整真实再现了人民教育家汪达之的教育思想和他在长期教育实践中，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新发展，这可以说是这部书的精华所在。
作为人民的教育家，汪达之亲身经历并亲自参与实践了新中国教育由无到有、到弱小到发展壮大的艰辛历程，在借鉴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探索出发展新中国教育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把陶行知教育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陶行知教育思想中，生活教育理论是其核心。“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的三大原理。在《新安师魂》中，作者所展示的，就是陶行知这些教育思想和教育原理在教育中的实践以及汪达之对这些教育思想和教育原理的践行和发展。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新安师魂》这部书，核心内容就是再现汪达之教育思想和汪达之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或者说，就是人民教育家汪达之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新发展以及形成自己独特教育思想的生动写照。具体说：
第一，自力更生办教育。从汪达之一生从事教育实践来看，自力更生办教育，一直是他的主张，也可以说是他教育思想的核心部分。从1930年年仅27岁的汪达之受恩师陶行知委派，出任刚建立不久的新安小学校长时起，到1961年11月到广东民族学院任职，一直到1966年文革期间受到迫害、被迫离开教育岗位、长达36年教育生涯中，汪达之始终把坚持自力更生办学放在第一位。
在新安小学，在陶行知和晓庄师范的大力支持下，他解决了办学经费、办学地址，自己制定了新安小学近期和远景教育规划、教学计划、教学内容，自己培训教师，自己为学生未来寻找出路。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创造性地利用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史无前例地创造了由七个小孩子组成的新安旅行团（大的才17岁，小的才12岁），在既无父母、老师的带领，又无经费保障的情况下，独自远行，进行民族救亡活动，最后行程数万公里，发展到600余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族主义在全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新中国的成立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1961年11月，汪达之自愿放弃在教育部任职的优越条件，毅然决然到条件艰苦的海南岛上的广东民族学院任职。当时广东民族学院也只有“几间简陋的校舍，少数员工，”“这时教职员工每月半斤油、半斤肉、半斤鱼，饭也不敢敞开肚子吃。”（见《新安师魂》，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出版2014年1月版，P61。后文引用，除特殊说明外，其余均出自本书，只标页码，不再标书名和出版社名）汪达之就任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后（院长由省民委主任罗明兼任），发扬自力更生办学精神，在生活上，动员学院老师、学生上山挑粮，解决师生吃粮问题；又与屠宰场协商，解决师生吃肉问题；使学院师生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教学上，在汪达之努力下，为少数民族开办了普通话培训班、民族干部培训班，组织学院学生到农村农场实地考察，把学院教学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成效显著，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表彰和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
第二，主张和提倡学生全面发展。
汪达之教育思想的一个非常可贵之处，就是他以一个人民教育家的卓越胆识，在那个艰苦的年代，依然主张、提倡和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他任新安小学校长后，不仅重视学生智力和知识的培养，也重视学生的身心健康，也重视对学生进行唱歌、绘画、表演、音乐、电影、曲艺等综合素质的培养。不仅如此，他还重视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譬如爱国主义教育，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教育，科学教育，尊敬父母、孝敬老人教育，艰苦朴素、珍惜劳动成果教育，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教育，等等。尤其是爱国主义教育，汪达之格外重视。事实上，他精心组织的新安旅行团，就是最好的例证。吴瀚先生在《难忘汪达之同志》一文中曾经回忆道：汪达之同志在新旅的思想教育中，最基本的一个是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并在爱国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提高学生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觉悟，引导学生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从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到实现社会主义伟大理想的道路。（见P367）确实，在汪达之亲自制定的教学计划中，他都把这些列入教学内容，作为学生必修或修选的内容，作为考核学生学业成绩的一个重要标准。
第三，主张勤工俭学，重视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培养，尤其是重视学生综合职业技术教育。
这可以从他从事的教育实践中得到证明。在新安小学，为了解决学校经费问题，他就以培养学生社会实践能力为中心，带领全校全体师生勤工俭学。为此，他详细制定了学生进行社会实践的计划。表现在他亲自撰写的《新安学校的办学和主张》、《新安学校十年计划》、《新安小学四年来在实际生活的体验上所找到的理论》等文章上。后来，他创建了新安旅行团，他以新安旅行团的名义发表的《新安儿童旅行团宣言》、《新安儿童旅行团告小朋友书》等文中，再次重申和强调了这个重要观点。为了解决旅行团经费问题，他号召旅行团到外面去讲演，去做工，通过勤工俭学解决自己的旅费问题。1951年，南京晓庄师范学校复校后，当时“校舍紧缺，经费困难。”（见P362）在这种情况下，他“带领师生勤俭办学，劳动建校。”“盖起了几座茅草棚，作为学生饭厅；又自己打井，解决饮水问题；自己种菜、养猪，改善伙食；还自己铺路栽树，美化校园。” 在他努力下，使晓庄校园内“呈现出一派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景象。” （见P362）1961年，他在广东民族学院继续带领全院师生勤工俭学，上山挑粮，帮助屠宰厂改善经营，扩大生产，使学院顺利渡过了难关。
正是在他的大力倡导和亲自领导下，他领导的新安小学和创建的新安旅行团以及后来的广东民族学院，都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得到了社会的一致认可，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既有理论知识又有丰富社会实践的人才。
由于深受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教学做合一”影响，同时结合自己教育实践，汪达之创立了自己的综合职业技术教育思想。特别是他任职教育部以后，这种思想更趋成熟。在他看来，综合技术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必须实行的一部分，我们国家的青年，都要投到一个生产部门里去，做生产建设的主人。就需要有丰富的综合技术教育，这是历史任务，任何人也不能阻挡的。这是“事关党与国家教育事业带根本性质的问题。”（见《汪达之教育文集》P511，中国文联出版2003年4月版）所以，他勇敢地“就我国综合技术教育问题”向教育部党组“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建议。”（见P36）遗憾的是，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汪达之这些正确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第四，重视和大力开发、发展儿童教育事业。
汪达之教育事业起源于儿童教育。在他长期担任新安小学校长、长期从事儿童教育事业中，汪达之充分认识到儿童教育事业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系列儿童教育主张。
要高度重视儿童教育。因为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长大了做国家的主人。”（见P19）要重视儿童身心健康，培养他们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每天早晚运动各一次，每天刷牙漱口洗脸及衣被整洁各二次，每天喝白开水最少三次，每天大便一次。”（见P25）要重视培养儿童独自生存能力,并将此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学校教学日程安排之中。在新安小学，在汪达之亲自带领和指导下，每个儿童，人人动手，人人都参加各种劳动和实验。“为让学生掌握求生的技能，达之先生还请附近的老农做先生，教学生砌墙、修桥、筑路、种地。”“达之先生和工厂的工人关系也很融洽，他请工人来校讲解有关《电器维修知识》。”（见P26）后来据汪达之两个孩子王如一、王心一回忆说：“他特别注意培养我们的劳动观念和干活能力，他不仅给我们讲新安小学的小学生自己动手盖房子，向泥瓦匠师傅学习建造月亮门的故事，还给我们买来锤子、钳子、锯子等工具，带我们一起制作工具。” （见P371）汪达之还重视培养儿童的科学知识和艺术才能。在革命战争那种艰苦环境下，他千方百计，为孩子们寻找机会，创造条件，让他们学习科学和艺术有关方面知识。例如他写信给陶行知，帮助请一位声乐先生，“把他们的声音正一正，再请一位戏剧先生教一教演戏，介绍一个剧本。” “光靠唱歌是不够的，必须会戏剧表演、会画画、会写书等……”（见P46）
第五，坚持教育综合改革。
汪达之对教育的又一大贡献，就是坚持教育综合改革。他敢于突破教育的旧藩篱，直面现实，并根据现实需要，进行大胆改革，大力提倡“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取得了明显成效，受到了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
创建学生自行管理制度。在学校和学生管理上，汪达之可谓匠心独运，别具心裁。他创造性地挖掘出学生自身存在的潜力，充分发挥学生干部作用，发扬办学民主，创造出一套完整的学生管理自己和学校的科学民主管理制度。这套制度的核心，简单地说，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再加以集中。他用这套方法，在新安小学初创时期，战胜了许多艰难险阻，使新安小学得以保存和发展；后来他又把这套方法用于新安旅行团管理，同样也使新安旅行团在艰苦卓绝环境中得以生存，并迅猛发展和壮大，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重视学校教育的同时，也重视社会教育，实行“教学做”合一，把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完美结合起来。在教育实践中，汪达之非常重视让学生在社会中接受教育。因此，在他办的学校里，社会教育就成了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在新安旅行团，在长达17年旅行修学过程中，既无教室，又无教师、教材，而且还长期遭受到敌特份子的破坏。然而，就是在这种艰难条件下，新安旅行团小团员们，不仅没有被困难吓到，反而更加激起他们爱国读书激情，在汪达之亲自指导下，他们以社会为大课堂，努力学习，勤奋钻研，“向书本学习，向同伴学习，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见P378），不仅学到了书本知识，而且还学到了在课堂里学不到的许多东西，增强了他们才干，使他们迅速成长成为社会有用人才。
改进教育方法。教学上，汪达之主张“温故而知新”，同时注意发挥学生学习主观能动性。无论他在新安小学还是后来的干部子弟学校、晓庄师范和广东民族学院，都反复强调：教学时，一定要给学生留下学习消化和充分思考时间，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从而取得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他）提倡改进教学方法，课内必须留出一定时间让学生预习复习，教学过程中鼓励学生提问、讨论，着重让学生自己理解消化。这种做法受到学生欢迎。” （见P362）他在广东民族学院任上，他改革政治教学培训内容，将政治教学内容分成两部分：“一是伟大祖国和党的民族政策，二是社会主义建设。在第二部分中设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若干专题。希望通过这些课题，提高学员的思想政策水平，改进思想和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能力，树立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见P64）
第六，坚持教育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
坚持教育为人民大众服务，坚持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这是汪达之教育思想的一大闪光点。在就任新安小学校长之初，他就把这条牢牢地作为他办学方向。他在《新安学校的办学和主张》中说：“本校本着在农业上安根，在工业上出头之原则。以训练学生之生产技能。而促进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之发展。”（见《汪达之教育文集》P3，中国文联出版2003年4月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他也确实这样做了。他不仅帮助当地农民识字，帮助农民提高农业科学技术知识，还“帮助当地群众办起蒲业生产合作社，进行生产自救，并有效地发展了地方经济。”（见P482）
1951年，在晓庄学校复校之始，他就制定了几项具体措施：“……二是‘试办农民业余教育’，把科学逐步转变为经常性的农民业余学校；三是‘经营小规模农场园艺’，使学生有学农基地，并在农业科学技术方面帮助附近农民发家。” （见P362）为此，他规定了要具体做好如下几件事：“（1）自种五六亩果园，并培育果苗供给附近农民。（2）精选优良稻麦品种介绍给农民。（3）试用新式改良农具，并在附近农村推广。（4）选优良猪种加以繁殖，介绍给农民。（5）培养花卉园艺，布置学校环境。经营方针是结合学校教学，为附近农民服务。”（见P362）
在广东民族学院任职期间，他开办了一系列培训班，为少数民族服务。甚至“文革”中，他在“五七”干校，身陷困境，“他不忘百姓疾苦，发现‘凉水疗法’对人体帮助很大，自费印了数百份送深山群众。”（见P362）乃至当地公安部门误认为他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加以审问。
汪达之上述教育思想，究其来源，一方面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造成就的，另一方面，这也与他早年在晓庄师范学习时，亲眼目睹陶行知办学、耳濡目染受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影响、并且自己亲自参与其中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可以说，他的那些教育思想，在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中，都可以找到其源头——既继承了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也在新的环境中、新的教育实践中有了新的发展，是汪达之对陶行知教育思想发展的一个新的贡献。
二、《新安师魂》另外一个重要价值，就是生动再现了陶行知教育实践经历和生活教育理论，再现了陶行知艰辛成长历程和生活、工作经历，为研究陶行知生平和陶行知教育思想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史料。
（一）《新安师魂》再现了陶行知创办新安小学以及指导新安旅行团修学、旅行发展壮大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再现了陶行知这个伟大人民教育家的真实面貌和崇高品德。
1929年春，陶行知“应江北淮安县新安会馆主持人邀请，决定在淮安河下镇莲花街，用新安会馆的房屋和地租作校产，创办了一所新型的学校——新安小学。陶行知先生亲自兼任校长。”（见P481）并委派吴廷荣、蓝九盛、李友梅前去工作，后来又委派汪达之接任校长。自己则默默地利用自己的的影响和实际行动继续支持、帮助学校。在新安小学遭遇奸商吴俊卿暗算、陷入打不完的“庙产”官司的时候，陶行知则利用自己与首都卫戍司令谷正伦关系，打通“关节”。挫败了吴俊卿的阴谋，保住了新安小学。（见P12页）在新安小学办学经费十分艰难、几乎断炊的情况下，他省吃节用，一边“每月寄数十元来接济”（见P25），一边写信勉励他们。当他得知汪达之等人典衣办校时，他写信称赞道：“这种事是你们在长江北岸为乡村教育史写成悲壮的一页。我们是何等的安慰而又是何等的敬佩你们啊！”并挥笔写下了千古名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见P24）新安旅行团到达上海后，陶行知又为他们行动制定了详尽计划，同时又四处活动，为他们生活、学习和工作提供最大便利：“七个小光棍（指新安旅行团最初的七名小团员）在上海活动了五十多天，可以说，在这五十多天中，陶太师寸步不离地跟在七个小英雄的身边”（见P40）工作中，陶行知则注意指导他们自己独立开展工作：“人生有两宝，双手和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并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见P44）正是在他的帮助下，新安旅行团的小英雄们逐渐打开了局面。对此，陶行知十分高兴，写诗赞道：“一群小光棍，点点有七根。小的十二岁，大的没结婚。没有父母在，先生也不在。谁说年纪小？划分新时代！”（见P50）鼓励喜悦之情洋溢于言表。为了做好抗日宣传，同时也为了解决旅行、修学的经费难题，新安旅行团想买一台放映机，但苦于没钱。他们找到了陶行知，“可他手中无钱，于是他把为年迈老母亲买人寿保险金的500元大洋拿出，送给新安旅行团。”（见P71）用此款项，汪达之“在上海购买了一部‘德发牌’无声电影放映机、一部小型发电机、一部幻灯机。”（见P71）从而解决了新安旅行团的生活和工作难题，为新安旅行团的快速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后来，新安旅行团走到哪里，陶行知的关心就到哪里。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陶行知的大力无私帮助和支持，就没有新安旅行团后来的辉煌。
（二）再现了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和它的来源。
陶行知是新安小学创办者和领导人，汪达之是陶行知直接任命的新安小学校长，一直接受着陶行知的指导和帮助，汪达之与陶行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新安师魂》中，在写汪达之同时，必然会涉及到陶行知；在再现汪达之教育思想的同时，也必然会再现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一方面，汪达之是陶行知的优秀学生和战友；另一方面，汪达之也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特别是生活教育理论的忠实实践者和弘扬者——可以说，汪达之一生都在践行着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陶行知提倡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等生活教育理论，在汪达之所在的学校和所领导的教育团体都得到了很好地体现和印证。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新旅之父’汪达之就是中国民主先驱陶行知的忠实信徒。汪先生的学生以及追随者，就是按陶行知先生的教导为人办事的。”（见P8）屠岸先生在《中国教育事业的一面旗帜——孙肖平〈新安师魂〉》一文中，也指出：“汪达之是陶行知思想最忠诚、最尽力的继承人。他用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培育了一大批成为国家栋梁的杰出人才。”（见P2）实际上，汪达之一生的教育实践，就是把陶行知教育思想贯穿于教育实践中，并不断通过教育实践来检验、发展陶行知教育思想。他的教育理论，如自力更生办教育、重视社会实践、重视儿童教育等等，无不与陶行知教育思想有关。完全可以这样说，汪达之的教育思想与陶行知教育思想一脉相承，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再现了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来源。在《写在前面的话》一文中，作者简单地介绍了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源头。认为：“陶行知的教育核心就是‘生活教育’，具体说就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那么，陶行知的源头在哪里？在世界伟人杜威脑里。”（见P6）的确，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在杜威那里可以找到其源头：“生活即学校”、“学校即教育”，教育即生活。但是陶行知与杜威不同的是，或者说陶行知高明之处在于，他将杜威的教育理论彻底颠覆了过来，变成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从而开创了旧中国教育的革命。它的意义，正如杜威自己所说：“陶行知是我的学生，但比我伟大。”（见P8）在《追随陶太师的脚步》第五、第六部分，作者也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陶行知早年追随杜威，后来在杜威教育思想基础上，创立了“生活教育理论”的过程。
（三）再现了陶行知成长过程和他的生活、工作诸方面。
《新安师魂》从另一个角度再现了伟大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成长经历：陶行知儿童时代、求学经历、工作经历等。主要体现在《陶行知先生的故事》、《追随陶太师的脚步》这两篇文章中。
在《陶行知先生的故事》一文中，作者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陶行知少年时期生活和求学的艰辛，叙说了他少年时期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和他思想转变的过程。对研究陶行知后来为什么赴美学习以及后来为什么要在中国乡村推行生活教育理论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在《追随陶太师的脚步》中，作者介绍了陶行知出生、家庭、在家乡和金陵求学以及后来到美国求学、受杜威影响、创造生活教育理论的情况，还介绍了陶行知回国后婉言谢绝出任国民党青年团总干事、创办山海工学团、晓庄师范、新安小学等团体、学校，自己节衣省食，却把100万元大洋稿费捐献给乡村教育、支持乡村教育发展的动人事迹。抗战期间，他作为民间国民大使，只身远赴重洋，抵达十几个国家，长达二年之久，“昼夜不息发表演讲呼唤抗日，募捐救国，一笔笔美元、英镑分文不差地汇交国库，而他回国后和生活极度艰难的育才师生一起喝稀粥。”（见P460）
《新安师魂》给我们再现的这些陶行知支持抗战事业和在艰苦条件下发展乡村教育事业的鲜为人知事迹，知之人很少，难怪陶行知的孙女陶铮女士感叹地对孙肖平先生说：“我读了《新安师魂》这本书，才知道了我爷爷为抗战和‘新旅’做这么多的事情。”
三、再现了中国现当代一些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和军事家、政治家的人生经历，再现了上个世纪中国社会艰辛曲折的发展历程，为研究中国现当代艺术史、文学史、科学史、军事史、政治史，乃至研究中国现代史和当代史，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史料。
（一）再现了中国现当代一些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等重要人物的人生经历，为研究他们生平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
作为人民教育家，汪达之培养了一大批成功人士。在《新安师魂》中，作者一方面再现了汪达之的生平事迹，另一方面也再现了在汪达之培养下，一大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成为新中国各条战线上的领军人物。
代表性的人物如著名光学家王山，在汪达之亲自教导下和他哥哥王德威（也是新安旅行团团员，后来成为著名的美术家）的影响下，王山努力学习，刻苦钻研，终于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光学专家，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和国防军事工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见P124）
又如艺术大师肖峰，凭着他在新安旅行团所学到的知识和自己顽强的努力拼搏，终于成为一代艺术大师。他做有名的作品是他和他画家妻子宋韧共同创作的《两个小八路》。该幅作品描绘了在反扫荡时期，两个十来岁的男孩和女孩，他们和自己父母一样穿上军装，抗击日本侵略者。他们在芦苇中发现一窝小鸟，看着他们张口要吃的样子，商量今后如何喂养它们。这幅作品强烈表现了中国儿童的英勇无畏和他们对生活的热爱，也表现了他们对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充满了信心。作品出来后，就立即征服了亿万观众，甚至在日本展出时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引起了轰动。成为旷世经典之作。（见P172～173）
再如著名舞蹈家张均，她执着艺术，精益求精，先后七次赴印度学印度舞。在她的努力下，她将印度已经失传的《拍舞球》重新搬上舞台，带回中国。她还精通缅甸舞、印度尼西亚舞、泰国舞、柬埔寨舞、日本舞等。1960年1月，她随周恩来总理访缅，她与赵世忠表演的《缅甸古典双人舞》，获得了巨大成功，传遍了全世界。事后周恩来总理感叹地说：“你们这些娃娃起到了我们外交家起不到的作用！” （见P310～311）
此外，《新安师魂》再现的新旅团员、后来成为名人、名家的有：著名儿童文学家左林、作家范政、“文武将军”聂大鹏、歌剧家张拓、舞蹈家舒巧、“新中国民族舞剧开拓者之一”李仲林、敢于挑战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科学家华棣、核潜艇专家钱凌、“八进大别上”著名爱心人士李洪生、十岁就参加新四军的歌唱家陈伟、评论家杜高、新中国电影奠基人之一杨永鑫等。
难能可贵的是，在《新安师魂》中，一方面，作者再现了汪达之对这些新安旅行团新老团员们的关爱和指导；另一方面也再现了他们在汪达之教导下，顽强拼搏，终于取得巨大成就的事实。同时，也再现了这些艺术家、作家、科学家的曲折人生经历，特别是他们之中许多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遭遇的种种不幸，读起来令人唏嘘不已。此外，《新安师魂》还再现了当时一些社会名流的事迹。如书中涉及到的有剧作家田汉，作家、诗人、历史学家郭沫若，教育家陈鹤琴、刘仁航，文学家肖军，文艺评论家王朝文，美术家徐悲鸿、黄警顽等等，为我们研究他们生平和成就、乃至研究当代中国艺术史、文学史、科学史、舞蹈史、教育史等，都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是《新安师魂》这本书又一个突出贡献。
（二）再现了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心“新旅”的动人事迹。
《新安师魂》多次提到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陈毅、宋庆龄、陈云、张爱萍等共和国开国元勋们，关心、关爱新安旅行团的故事。为研究共和国开国元勋的生平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譬如《新安师魂》就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抗战期间，作为国民政府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就十分关心“新旅”的成长的故事。他多次亲自帮助新安旅行团，甚至亲自过问、指导新安旅行团的工作。他在百忙中先后于1937年7月、11月，1938年6月、7月和1939年5月多次接见和看望新安旅行团，高度评价新安旅行团的革命事迹，认为：“新旅是一个青少年儿童的革命团体……做了别的许多救亡团体不能做的事。”鼓励他们做好抗日宣传工作。1941年，在面临国民党迫使“新旅”改编的关键时刻，周恩来毅然决定：让“新旅”转移到苏北抗日根据地，从而使“新旅”转危为安。（见P96）
刘少奇也十分关注“新旅”。那时刘少奇担任新四军政委，得到“新旅”到达根据地消息后，他亲自接见汪达之等人，并亲切称赞汪达之是“党外布尔什维克。”陈毅军长则为新旅创办的《儿童生活》题词：“抗战事业应该让儿童参加，新四军愿做儿童们的良友。”张爱萍（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也为《儿童生活》撰写连载故事。（见P98～99）
（三）再现了中国现代、当代一些重大事件。
《新安师魂》主要写的虽然是汪达之，但作为中国现当代史上一个有影响人物，自然关联到中国现当代史上一些重要人物（前文已述）和一些重大事件。汪达之出生于1903年，病逝于1980年。他一生经历了满清晚期、北洋军阀时期、民国政府时期和新中国时期。也就是说，他经历了清帝退位、袁世凯称帝，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民国成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十年文革和拨乱反正等重大事件。尤其是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起，到1980年的拨乱反正，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他几乎都参与了。因此，《新安师魂》这部书，在再现汪达之的生平事迹和他的同事、弟子的事迹时，也真切再现了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这些重大事情。为我们了解、掌握和研究这段历史，无疑具有很好的帮助作用。
总之，《新安师魂》这部著作，以简约的笔触，生动真实地记载了汪达之的生平事迹和那个年代许多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真实展现了汪达之教育思想和他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陶行知教育思想发展的新阶段。
（注：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著名作家孙肖平先生和陶行知先生孙女陶铮女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注：本部分内容已在2014年第8期《生活教育》发表。
上一篇：孙肖平谈《汪达之和他的弟子们》
爱心账号：50372001040019646
开户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石家庄东方支行开户名称：河北省传统文化教育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