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责任的使命担当有良知的家国情怀——《汪达之评传》序

时间:2021-09-06 09:07:41 来源:《汪达之评传》（刘友开著，江苏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刘良业

刘友开先生是江苏省小学语文特级教师，在小学语文教育方面卓有成就；同时，他还是一位很有建树的研究者，特别是在人民教育家汪达之研究方面，成果颇丰。早在1995年，他出版了《汪达之教育文集》，从收集资料到编辑出版，到2003年4月再版，友开先生前后花了整整23年时间。可以说，这是一部较为全面、系统地展示汪达之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的奠基之作，是研究汪达之的一部重要基础性史料，在汪达之研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此后，友开先生就一直专注于汪达之研究，并取得了不少令人羡慕的研究成果。2015年，“新安旅行团”建团八十周年，他出版了《一群小好汉群英谱》，获得业内专家学者的好评。为纪念汪达之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他又著《汪达之评传》，并让我写一篇序。

书影一

在我看来，他的这部新著，是他对汪达之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一方面，他继承了他自己和学术界研究汪达之的成果；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他经过不断积累、筛选、分析、加工、提炼、概括和创新，形成新的判断，得出新的结论，使对汪达之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的研究再上一个新的台阶。可以说，这部新著，凝聚了他四十年的研究心血：不仅很好地保存了汪达之——这位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教育实践家的生平事迹，还总结出汪达之的教育思想；更重要的是，基于上述事实，对此做出了一个比较客观、公正、中肯和恰当的评价，具有“存史、资政、教化”的价值。具体说：
首先，保存了一些珍贵的史料。
这部新著全方位地再现了汪达之坎坷磨难的一生；真实再现了汪达之教育实践活动和教育思想以及它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此外，新著还保存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一些著名专家、学者和社会名人对汪达之教育实践活动和教育思想的评价，为研究汪达之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地位提供了有力证据。而这些史料，看似容易，其实得来艰辛：都是友开先生多年“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见韩愈《劝学解》）的结果，弥足珍贵。

书影二

其次，为当今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近40年来，我国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当前我国各级各类学校的硬件和软件建设，达到了历史上“最好水平”。但是，我们教育产出的“产品”呢？不少是“次品”，甚至是废品、毒品。如何办好我们的教育？如何回答我们至今依然不能很好地回答的“钱学森之问”？在这部新著中，却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新著中说，1935年10月，年仅32岁的汪达之，为了民族的解放，在毫无保障的情况下，仅靠当时募捐而来的50个大洋，毅然决然带领被陶行知誉为“一群小好汉”的14名学生，从江苏淮安出发（最大的20岁，最小的12岁），向江苏省当时的省会镇江和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进发，为“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而奔走呼号。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历时17年，途径29个省、市、区，行程5万多里，团员发展到600多人，为抗日救国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党和国家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毅等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高度赞扬。汪达之用他自己和新安旅行团的教育实践，很好解决了“如何办好教育”等教育重大问题，也为解决当今薄弱校、乃至解决教育资源不平衡、教育发展不均衡等问题提供了借鉴——这也是这部新著给我们留下的一个重要启示。
再次，用汪达之带领下的新安旅行团团员们集体成才经历，教导当今学子“如何做人、怎样成才”。
教育首要问题是教会学生“做人”。如果连“人”都不会做，又谈何教育？！也就是说，教会学生做人，是整个教育的核心。为什么当今教育总是出现问题？关键就在于没有把做人放在教育的核心位置上。“考、考、考，”教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学生的考分决定了一切，这样，怎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正因为这样，所以当今高等学府培养出来的一些“尖子人才”，往往是没有信仰、没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情怀与大悲悯、缺乏责任感和承担意识。对此，北京大学资深教授钱理群先生痛心地指出：我们正在培养一批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称这批人是“一群美丽而有毒的罂粟花”。他认为，如果我们高等学府培养出来的精英都是这样“人才”的话，这不仅仅是失职，更是在犯罪。
再看看汪达之带领下的新安旅行团团员们。他们的经历，或许就是教育当今学子学会做人、如何成才的一本很好的教科书：他们自力更生，自行解决外出游学经费；不怕苦，不怕累，敢于担当，高呼“讨饭也要去宣传抗日”，切实“为民族生存奋斗”；在极端艰苦环境中，他们不屈不挠，奋发有为，为民族谋解放，为人民谋幸福，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他们的事迹、他们的精神，已经给世人树立了一座高大的丰碑。著者正是通过汪达之带领下的新安旅行团孩子们成才的动人事迹，引导当今学子如何成人、成才。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见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长期以来，友开先生就默默地战斗在教育的第一线，脚踏实地做教书育人；同时又苦钻科研，成果斐然。花甲之年，又出新著，惠福后人，令人景仰，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鲁迅先生“中国的脊梁”的真正内含，诠释了曾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见《论语·泰伯》）的深刻含义，表达了他作为一个有责任的教育工作者的担当，更体现了他作为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